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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梦龙情与法的文学书写与为政实践(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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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冯梦龙的科举道路可谓坎坷。他五十七岁才选为贡生，在“三言”中，那位才华横溢，“乡里中屡次举他孝廉、有道及博学宏词，都为有势力者夺去，悒悒不得志。”[7]370后来闹阴司断狱的司马貌，以及年年科举不得志，又不屑出贡，年年让贡，至六十一岁登第的鲜于同[5]200《警世通言》十八卷)等人身上，显然都带有冯梦龙自身的投影。司马貌那首《怨词》也多少带有冯梦龙的不平之鸣：“天生我才兮，岂无用之？豪杰自期兮，奈此数奇！五十不遇兮，困迹蓬虆。纷纷金紫兮，彼何人斯？胸无一物兮，囊有余资。富者乘云兮，贫者堕泥。贤愚颠倒兮，题雄为雌。世运沦夷兮，俾我嵚崎。天道何知兮，将无有私？欲叩末曲兮，悲涕淋漓。”(《喻世明言》卷三十一《闹阴司司马貌断狱》)[7]371甚至发出了“我若作阎罗，世事皆更正”[7]371的呼声。

冯梦龙五十八岁出任丹徒训导，六十一岁任福建寿宁知县。情与法的为政实践，集中反映在他治理寿宁时期。崇祯七年，冯梦龙来到寿宁赴任，在这个闽地小山城当了五年的县太爷。冯梦龙讲到寿宁“自万历庚寅，迄于崇祯甲戌，四十五年间，易令十有五，其得量擢而去者，仅两孝廉耳。”于是有“掣肘于地方，而幅窘于资格”[3]88(《寿宁待志》卷下“官司篇”)的感叹。此后又指出：“虽然，以勤补缺，以慈辅严，以廉代匮，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，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。”[3]88这不仅是对历代寿宁县令功德的肯定，亦是一种自我安慰。他将“升沉明晦”的官宦前途抛开，专心于山城理政。其政绩被后人评价为“政简刑清，首尚文学，遇民以恩，待士以礼。”(康熙《寿宁县志》卷四《官守志·宦绩》)

冯梦龙将他满腔政治热忱播洒在这块偏处闽东北山区的土地上。冯梦龙希望为百姓做些事，《催征》诗写道：“不能天雨粟，未免吏呼门，聚敛非吾术，忧时奉至尊。带青砻早稻，垂白鬻孤孙，安得峰烟息，敷天颂圣恩。”[3]29冯梦龙用情撰写《寿宁待志》，“它既是饶有地方色彩的志书，又是冯梦龙直抒胸臆的自传性笔记。”(《寿宁待志·前言》)[3]1通过《寿宁待志》，可以看出冯梦龙在情教与法治两方面的为政实践。

首先来看冯梦龙在情教方面的实践。儒家以君子养成之学，扩充人人既有之“四端”，士君子在教化民众时，也包括兴学。冯梦龙对寿宁县的教育十分重视，“立月课”“颁《四书指月》亲为讲解”。以求有移风易俗之效果。确实，法要靠国家强制力推行，而礼则是靠人内心道德伦理感情和社会舆论来调整。“礼者禁将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。”(《大戴礼记·礼察》。若推行德政和教化，可以让民众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。

在“风俗”篇中，冯梦龙提到他如何改变闽地溺女之风。他的《禁溺女告示》写道“一般十月怀胎，吃尽辛苦，不论男女，总是骨血，何忍淹弃？为父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妻从何而来？为母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身从何而活？”[3]52后文申明将对溺女者加以刑责，可谓以情动人，以法警人。此外，为破除当地“信巫不信医”的旧俗，冯梦龙“捐俸施药”，卷上“香火”篇中冯梦龙以“事神、治民，有司之责，未有不能事神而能治民者。于崇祯八年，已捐俸建屋二进于天地坛”[3]14。他多次捐俸于民，情系于民。

其次，冯梦龙法治的实践。《易经·讼卦》：“讼，惕，中吉，终凶。”所以自古以来，狱讼总是与不祥和联系在一起。儒家治世的目标是“无讼”。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子曰：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！” 明人王士晋《得一录》卷一《宗祠条规》亦称：“太平百姓，完赋役，无争讼，便是天堂世界。”为了达到“无讼”的目的，执法的行政长官兼负教化一方的职责。冯梦龙在充分考察寿宁当地民情基础上，提出“险其走集，可使无寇；宽其赋役，可使无饥；省其谳牍，可使无讼”[3]88。他指出“寿讼最简亦最无情。”“寿人凶悍有出理外者”[3]40，《狱讼》一节叙述青竹岭村人姜廷盛，告刘世童劫其粮食，砍伤其弟弟。刘世童后亦至，称是姜廷盛自己砍伤弟弟。冯梦龙本以为“兄无砍弟之理”，然而，通过观察姜、刘二人神色，发觉有些蹊跷。又亲自到三望洋调查，询问当地父老儿童，包括当时曾在场劝解的亲姨，都说是姜廷盛所伤。由此事，冯梦龙得出“始知天理所必无，未必非人情所或有”[3]41的看法，加深了对情与理之关系的思考。

《〈情史〉叙二》的《情偈》末尾道：“无奈我情多，无奈人情少。愿得有情人，一齐来演法。”[1]164冯梦龙“情偈”中的“演法”可看作他用情为文、用情执法的总括，在“地僻人难到，山多云易生”的寿宁，他以“老梅标冷趣，我与尔同清”[1]218(《戴清亭小诗》)的高尚人格清廉自守，践行着儒生的生命价值观。亲民的为政方式、通俗的文学创作，让冯梦龙的情教与法治思想落地生根，泽披后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