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梦龙情与法的文学书写与为政实践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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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二、情与法的文学书写 冯梦龙高度肯定了“情”的感染力及其传播价值。他说：“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，可喜可愕，可悲可涕，可歌可舞；再欲捉刀，再

二、情与法的文学书写

冯梦龙高度肯定了“情”的感染力及其传播价值。他说：“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，可喜可愕，可悲可涕，可歌可舞；再欲捉刀，再欲下拜，再欲决脰，再欲捐金。怯者勇，淫者贞，薄者敦，顽钝者汗下。虽小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” (绿天馆主人：《古今小说序》)[1]80而“富民、教化与理讼”是古代评判循吏的三大标准，在对情的价值充分肯定的基础上，冯梦龙通过对情与法的文学书写，探寻循吏的是非标准和执法智慧。

(一)哀矜折狱：儒吏断狱心态分析

中国的法传统中，十分强调断狱要明察案情，要体察民情而行法治。孔子的弟子曾子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“哀矜折狱”，“春秋折狱”，“原情”论罪等中国传统法学思想，在宋明清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。明代余懋学《仁狱类编》也是一本收集历代循吏断狱案例的谳学著作。此书卷三“原情”类，余懋学对于“原情”做过一番阐释：“传曰：赤子匍匐将入井，非赤子之罪也。夫民嘻嘻而犯法，其无知岂在赤子下矣。狠于心、迫于势、懵于见、怵于利，则有认非彝为庸行，罹于刑网而不自知者。是故虞帝有宥过之仁，周王有适尔之愼，要以因情求法，即事原情，如其情，则余桃可为爱君也，矫驾君车可为急亲也，在郡贪滥可为赎母计也。不如其情，则辟兄者未免为过也，讳君者未免为党也，责善者未免为不孝也。盖以情求法，民则无冤。因法移情，民殆无所措手足矣。孔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矣。观过者，原情之谓也。”[7]207-208孔子指出“观过知仁”。而“原情”正是考察犯罪的原因，即如其所列“狠于心、迫于势、懵于见、怵于利”等等，力求能够“如其情”，这里的“如其情”，也就是对犯罪原因的客观真实合理的分析与判断，能依据情理来裁判断案，就能减少民众的冤情。

关于“原情”定罪，最极端的事例就是古代的亲情复仇案。《礼记·曲礼》的记载对于复仇的正义性有十分明确的规定：“父母之仇，弗与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反兵，交游之仇不同国。”关于复仇行为如何定罪，历代都有法律条文规定。如《宋刑统·斗讼》：“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，子孙即殴击之，非折伤者勿论；折伤者减，凡斗折伤三等，至死者依常律。”《大明律·刑律·斗殴》规定：“凡父母祖父母为人所杀，而子孙擅杀行凶之人者，杖六十；其即时杀死者勿论。”从成文法上看来，对于亲情复仇行为，多采取较为折中的宽容态度。冯梦龙在《情史·情贞·王世名妻》中，也用哀矜同情的心态记载了“王世名复仇案”：

王生世名，武义人。父良，为其族兄俊殴死，已成讼，而伤暴残父尸，复自罢仇。从族尊者之议，割亩以谢，则受之。而岁必封识其亩值藏之，人不知也。仇以好来，亦好接之，不废礼也。已而，阴铸剑，镂曰“报仇”，自佩矣。其绘父像，亦绘持剑者在侧。人问之，曰：“古人出必佩剑也。”凡四五载，得游泮，兼抱子矣，始谓妇俞曰：“有此呱呱，王氏之先不馁。所以隐忍至此者，正有需也。今固死日，上有太夫人，下有婴儿。责在汝。”遂仗剑出，斩仇头于蝴蝶山下。归拜母曰：“儿死父，不得侍母膝下矣。”尽出其所封识之值及剑，自造县请死。是日，邑中无不人人发竖者。尹陈君伤之，令且就闲室，以闻于诸大吏。诸大吏以属金华尹汪君决之。汪君廉得其状，益用惋悼，曰：“法必视其父尸。父伤重，则子罪缓。”盖欲生之也。生曰：“始惟不忍残暴父尸，故自死。不然仇死耳。岂有造罪弥天，而复失初志者？何愚也。今日宜自杀，造邑庭来受法耳。但母恩未断，暂归别母。”汪君纵之归，而身随之，犹欲伸法如前议。生友两邑诸生数百人，皆怂恿之曰：“必如议。”乃生已不食，触阶死矣。两尹皆为下泣，诸生哭声振天。[4]7

王世名为父报仇，手刃仇人王俊。郡县官吏均对其怀有同情怜悯之意。而因涉及到刑法，必须查验其父尸体。王世名不忍残暴父尸，触阶自尽。官吏均为之感动流泪。冯梦龙尤其对王世名之妻俞氏绝食殉夫加以表彰，指出“彼以情许人，吾因以情许之。彼以真情殉人，吾不得复以杂情疑之。此君子乐与人为善之意。”(《情史·情贞》卷首类叙)[4]24

对于符合伦理教化意义的诸如忠孝节义之类被规训的情感，冯梦龙表示肯定；而对那些率性自然的情欲行为，他也能够充分包容。《警世通言·况太守断死孩儿》中，寡妇邵氏本立志守节，被邻居破落户支助垂涎貌美，设计让其家中小厮得贵勾引邵氏破戒失身，怀孕堕胎后，支助以死孩儿相要挟，欲霸占邵氏。邵氏手刃得贵，悬梁自尽。知县得知二人本有奸情，只是让其叔父丘大胜“殡殓”，将婢女秀姑责成“知情”，“问杖官卖”，真正奸恶之人支助逍遥法外。况钟从抛落江中的死孩儿入手，顺藤摸瓜，让凶手支助原形毕露。结尾，况钟的判词写道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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