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幸福城市调查:城市如何给市民带来幸福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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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阮成发说，“武汉一年新增GDP900多亿，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城市的经济规模，但市民生活品质并没有大的提高，一些市民感受不到。武汉市委市政府要

阮成发说，“武汉一年新增GDP900多亿，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城市的经济规模，但市民生活品质并没有大的提高，一些市民感受不到。武汉市委市政府要有勇气面对这样的现状。”

市民的需求，需要得到当地最高负责人的回应。在中国地方的政治构架中，市委书记实际上是当地的最高负责人，民间称之为“一把手”，而负责履行城市行政职能的市长则被视为“二把手”。

幸福为什么要靠“市领导”?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分析认为，从单独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来看，市委书记或市长对于城市的作用力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，他们在执政时对于政策的掌握更为全面、对于城市的影响力也会更大。

这一调查结果，也显示了民众对于地方执政者持有相当高的期望值。王俊秀说，“如果市领导为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去协调各方面力量，‘鞠躬尽瘁’，可能会取得非常好的政绩。如果做得不好，那么对这个城市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。”

这就是为何市民会把市委书记看作建设幸福城市过程中最关键的人。

如果把市委书记和市长获得的票数相加，那么总共有五成公众倾向于:建设幸福城市取决于市领导。

这与另一道题目的调查结果不无关联―在“影响城市发展的九大因素”中，排在第一位的是当地官员理念，这一点，甚至比国家政策更为重要。

在王俊秀看来，谁对建设幸福城市所起到的作用更大，从根本上可能还是取决于谁的影响力更大。“虽然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和影响都很大，但真正决定城市发展的还是民众，这也是人力资源的问题，人才很重要，管理也非常重要，前些年总结温州经验时提到过无为而治，实际上市委书记、市长需要做的就是给市民提供更多的空间，不对他们进行更多的管束。”王俊秀说，“归根到底，市领导就是要更多地为百姓提供服务，发挥城市里每个人的创造力。”

不同类型的城市，“幸福领军人”也不同

不过，不同类型的城市对于“幸福责任人”的人选也有着较大差别。

一线城市的市民并不太看重市委书记和市领导的作用，在北京市民看来，区委书记和区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最大，43.5%的受访市民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选项后面打上了对勾，这与北京地广人多不无关系。北京市国土面积.54平方公里，市区面积平方公里，建成区面积1386平方公里(中国城市第1名)。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69.3万人，其中，常住外来人口773.8万人。要想建设幸福北京，实现各区均衡发展，让幸福的阳光沐浴到每个人身上，一定是要依靠各个区域实现共同发展的。

和北京同属于一线城市的广州，大部分市民选择了“当地公务员”这个选项。历来以“敢为天下先”著称的广东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一直担当着先锋角色，作为广东省省会的广州，则一直努力为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角色转换投石问路，大部制改革、公务员制度改革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，都旨在破除官本位―这些尝试与改变，让市民们也把更多的建设幸福城市的厚望寄予到了公务员的身上。

二线城市市民最为看重的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作用，这次调查选择的三个二线城市―武汉、贵阳、太原，也都同属于省会城市。在湖北省省会武汉，过半受访者将票投给了市委书记阮成发。而在太原，49%的太原市受访市民认为，市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最大。

这与两位明星官员在当地所展现的个人影响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被称为“满城挖”的阮成发，在市长任上大力搞城建。而执任市委书记后，他曾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署名文章《找到幸福城市的关键词》，文中写道:我个人认为，“幸福城市”有几个关键词:富足、保障、舒适、文明、公平。建设“幸福城市”，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公共供给，让市民感觉舒心、安全、踏实、有保障，获得快乐、洒脱和尊严。

太原是中部一座尚未崛起的城市，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城市愚形与产业结构困局，使得太原这座城市的发展之路颇多阻塞。今年2月，有“造城市长”之称的耿彦波重回太原，迅速掀起了新一轮的城建风暴。耿彦波认为，城市发展的难题解决了，城市化的阳光就会普照千家万户;城市里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提高了，幸福太原就会早日建成。

尽管路径不同，争议颇多，但是民众对于官员改变城市的决心，多带有支持甚至是期盼的心情。

但三线城市的市民则普遍看重群体的力量―扬州市民将几乎同等数量的选票投给了市委书记和老百姓;而廊坊市民也认为，老百姓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仅次于市委书记。

文章来源：《楚天法治》 网址: http://www.ctfzzz.cn/zonghexinwen/2020/1030/450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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