底层叙事的多元混音我不是潘金莲小说与电影对(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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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三、女性的自我之殇 刘震云的小说表现的多是男性世界，作家自言“对女性的确缺乏了解”，但没有放弃“努力”[1]52。李雪莲与以往刘震云小说男性世界

三、女性的自我之殇

刘震云的小说表现的多是男性世界，作家自言“对女性的确缺乏了解”，但没有放弃“努力”[1]52。李雪莲与以往刘震云小说男性世界中那些面目模糊的寡妇、美貌的村女等已明显不同，作家将我们民族众生少有的一种品质赋予她，让她成为这本小说的“主角”。但李雪莲拥有的多重身份中，“小民”的身份明显压过了“女性”身份。

一般认为“有两种思想方式：用文字和概念或是用形状；有两种翻译宇宙的方式：用字母或是用意象”[4]588。男性擅长前者，女性擅长后者。刘震云是典型的男性作家，他擅长抽象思维，他的小说多执着于“理”，相反很多女作家在家庭、生活细节等领域具有形象思维的优势。在这个仍受制于作家男性身份的故事中，也暗藏着女性不仅受制于底层小人物，也受制于第二性的双重弱势地位。

李雪莲不停地上访告状，不断与前夫、爱慕者、各级官员等男性抗争，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。如果女性地位没有提升，李雪莲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得接受假离婚成真的事实，潘金莲的话一出口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都只能如赵小狗老婆(《故乡天下黄花》)一样立马上吊抹脖子了。但李雪莲告状不成最后仍然走向自杀，为的是那个“冤屈”，这并没有完全摆脱男权之于女性的定义。

假离婚是两个人商量好的事，而在李雪莲独自一人怀孕生产时，秦玉河却转眼另组家庭再生孩子，而且不管道德还是法律都拿他没有办法，这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。假离婚的出发点是为了家庭，但李雪莲只是一个主意的提供者，却成不了决策者。给她提供灵感的兽医赵火车就是最好的例证，他能成功是因为婚姻中的男方是计划的主导者。

秦玉河能翻脸不认账，李雪莲却不能，这与男女两性自我价值的认知差异也有莫大关系。对李雪莲而言，家庭显然是她的价值所系之地，她一生的轨迹都围绕着“家”展开。假离婚是为了家与男人；第一次想要放弃告状，是觉得折腾自己浪费青春，想着“找到新的丈夫，带着女儿，踏踏实实过新的日子”；第二次放弃告状是因为赵大头，是赵大头的“亲人仇人论”说服了她——不停折腾不如两个人痛痛快快过日子。好好过日子是底层小民最朴素的生活论，但李雪莲却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，这是因为她把“好”寄托在男人身上：脱离了与男性共组的家庭就无法正常生活，二十年的告状已证明这一点；有了男人仍无法正常生活，男性施于她的都是欺骗与利用。

李雪莲对男权的反抗多是表面的。李雪莲一直想要洗刷“潘金莲”之名，而“潘金莲”作为淫荡女人的代名词，恰恰又是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污名。李雪莲所要的“清白”，也不过是为了在男权社会中她能够有人娶。她反抗男人所能运用的，也仍是女性的原始资本——身体。她找到屠夫老胡帮忙杀人，是因为老胡对李雪莲的美貌觊觎已久，李雪莲以“办那事”作为交易条件。她到北京告状，找到赵大头帮忙，默认了甚至主动提出“该干嘛干嘛”。李雪莲清楚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，并默认且遵循了这套不公平的规则。这与祥林嫂恐惧下地狱后被劈成两半并无本质的不同，李雪莲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内化成了自我要求。

李雪莲并没有获得女性的独立人格，她的女性主体仍然依附于外在的因素。虽然说按照后殖民的理论，自我身份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，但李雪莲的自我与他者并非处于平等的关系中，其自我是被他者所命名的。除了潘金莲、小白菜、窦娥这些承载着女性历史的名号，李雪莲身上还有一个符号——母亲。小说中，两个人假离婚就是为了生第二个孩子，电影则将孩子作为“彩蛋”放到了最后。当史县长再遇害他丢官的李雪莲时，李雪莲讲出告状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未成形的孩子，银幕上下一片唏嘘。电影对“母亲”身份的后叙，给观众情感上的冲击，让原本有些不可理喻的李雪莲，瞬时多了温情的色彩，一位母亲对未出生孩子的爱，非常感人。正因为感人，这里面的“情”，冲淡了影片一直强调的“理”。如果是出于母爱，那么李雪莲先前上访对官场、人性的叩问之思已然被消解。

也正是因为母爱的光环太过神圣，李雪莲作为“女性”的自我再次被掩盖于母职神话。小说中疏离的母女关系，其实更贴近“母亲”作为一个人的真实，“母亲的态度，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”[5]579。最后母女离心，女儿以出嫁的方式反抗母亲，走的却是嫁给男人的老路，这也是对女性命运循环的隐晦呈现。

文章来源：《楚天法治》 网址: http://www.ctfzzz.cn/qikandaodu/2021/0509/616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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