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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雪莲困境：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法治解构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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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

“我们法院没有错”，司法不该混入“维稳”队伍。法官王公道的一句台词多次重复，就是说李雪莲告状不是法院的错，法院没有错。而对法院判决的错误，李雪莲可以去上级法院上诉。可事实上，法官却与行政官员一道，参与到“维稳”行动之中。但是，李雪莲为什么不能继续走司法途径解决纠纷？这也值得思考。法治是规则之治，大家遇到纠纷应当去法院由法官按照法律裁决。但是，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的，而寻求官方的纠纷解决路径，又是行政与司法不分，甚至民众的观念中，纠纷的解决偏重行政，这就形成了中国式的行政司法景观，其中尤其是上访成了民众寻求纠纷解决的一条直接路径。其实，对于李雪莲的离婚纠纷，与行政部门没有什么关系，李雪莲要告各级官员，也应当去检察院申请立案。结果却不然，李雪莲告状，走入的都是行政部门，牵扯的都是行政官员。这也反映了中国法制教育的不够，民众法治观念的单薄甚至有很多错误观念。结果是，民众该找的地方不找，行政官员不该管的事情乱管，自然是生出更多矛盾，局面更加混乱不堪。只有“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”，行政官员、法官各司其职，民众诉求也要对应负责的部门，才能理顺官民关系，也就无须动用耗费巨大财力、物力、人力的“维稳”机制，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官民关系，从而跳出官员视某些民众为刁民、民众视某些官员为庸官的可怕成见桎梏中。好的民众与好的官员，也就构成了好的社会秩序基石。

三、社会“套路”遭遇人际信任危机

“你就是潘金莲”，泄露隐私是缺乏底线。本来李雪莲已经不想去告状了，但是想找秦玉河讨个说法，让秦玉河承认离婚是假的也就罢了，可是没想到秦玉河非但没有承认离婚是假的，反而当众泄露了李雪莲与他结婚时不是处女的隐私，说她就是潘金莲。这大大激怒了李雪莲，她又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。这下，李雪莲变成了“小白菜”“窦娥”，要洗刷自己的冤屈，就要继续告状。可见，泄露当事人隐私的杀伤力有多大，因为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严重践踏，而人都是社会动物，都是讲究面子的。把对方的隐私泄露出去，这是没有底线，不按正常的社会“套路”出牌，就会导致人际信任的重大危机。影片中，故事各种冲突的起点，实际上源自秦玉河对李雪莲的不信任。换句话说，他早就想与她离婚了，而她恰好又为了保住“二孩”出了“假离婚”的馊主意，结果正中他的下怀，假戏成真，她着了自己的道，真是事实难辨、有苦难言、有冤难申，告状成了闹访，折腾别人成了折腾自己。

“把别人的故事当笑话”，冷漠不是幽默。李雪莲的告状最后因为秦玉河发生车祸而告终，因为要告的人没了，离婚的真假也永远说不清了。她的故事讲给别人听，别人也就当成了笑话。渐渐地，她自己也把这故事当成了笑话，仿佛不是自己的故事。那这故事是谁的故事？影片暗含的意思表明，这故事不是李雪莲个人的故事，而是大家的故事，是每个人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是当事人，谁也脱不了干系，把故事当作笑话听、把故事的主人公当笑话的人，其实也是在笑话自己。在影院观影现场，观众因剧情的喜剧色彩，不时发出笑声，但这部影片实际并不是单纯的喜剧，而是严肃的现实题材，写的就是我们的社会，写的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还有什么可发笑的呢？影片有意把原著的时间结束点延伸到现在，让我们看到社会的变迁。当年李雪莲假离婚是为了生“二孩”，而现在生“二孩”政策已经放开了，当年的闹剧在今天也就不会发生了。不仅不会发生，国家还要鼓励生“二孩”。可是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早已发生变化，生“二孩”的愿望没有那么强烈了。当年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的小聪明，今天看来多么荒诞可笑！中国人口众多，社会资源有限，各种想钻政策漏洞的套路层出不穷，利用“假离婚”或“假结婚”而钻政策漏洞的事情也多有报道，这种事情无论可笑抑或可悲，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，没有高尚与否可言。而政策的制定者却值得深思，法治社会应当寻求规则的确定性、稳定性，应当减少频繁出台各种政策，利用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措施应当适可而止。

四、走出“李雪莲困境”

“本来不难缠，是你们给缠住了”，走出告状困境要坚持法治思维。可以把李雪莲在系列告状中所遭遇的上述困境叫作“李雪莲困境”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众遭遇的法治现实困境。电影情节虽然荒诞，但是类似的真实案例确有发生。例如，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丁某某案。1989年，丁某某与徐某某结婚，次年生子。但1994年，丁的丈夫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。一审法院判决准许离婚，丁不服判决，提起上诉。但由于上诉期内未缴纳诉讼费，视为放弃上诉，一审判决生效。可是，二审的信阳市中级法院却迁就了丁，受理了上诉，进入审理程序。可徐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与冯某结婚了。这样，丁又向息县法院告徐犯重婚罪，但被息县法院驳回，丁向信阳市中级法院上诉。信阳市中级法院撤销一审的离婚判决，而对重婚罪则裁定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重审时，丁追加指控徐虐待、遗弃等，结果息县法院判决徐构成重婚罪，驳回其他诉讼请求。丁仍不服，又向信阳市中级法院上诉。信仰中级法院将案子指定罗山县法院审理，罗山县法院判决二人离婚。丁不服，又向信阳市中级法院上诉，二审维持原判，司法解纷路径基本走完。丁又开始不断上访，一直上访到北京。2006年，丁被息县法院判处寻衅滋事罪。离开监狱后，丁继续上访……结果，这就陷入一种法治困境之中：有时官方法治思维不够坚定，而民众告状思维却“坚持不懈”。笔者认为，在法治社会，要走出老百姓的“告状”困境，应加强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，使公众面对纠纷时能够主要信赖和依赖司法途径解决，而尽量减少对非司法途径的依赖；与此同时，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也需要司法工作者的努力提升，让司法真正成为社会公平的“最后一道防线”。因而，走出“李雪莲困境”实际上也就是要坚持法治思维，加强法治建设。